“你们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吗？有同学说，今年是公元1994年，恭喜你，答对了！”
“不过，你只答对了一半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年不仅是公元1994年，今年还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。大家记住，是元年！
“什么是市场经济？大家都是大学生，这个问题想必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了。”
“但是，我要说的，和你们老师说的不同。我要说的是，市场经济就是一股来自于大漠的狂风，站在这个风口上，连猪都能迎风飞扬！”
人民大学教二楼的一间教室里，一位身材颀长、相貌英俊的年轻人站在讲台上，正对着一屋子比他更年轻的学生侃侃而谈。天真懵懂的学生们盯着年轻人一张一合的嘴，只觉得自己都要飞起来了。
在讲台旁边，有一位与演讲者年龄相仿的年轻人，时而看看讲台上的同伴，时而看看台下的学生，脸上的表情颇为复杂。
站在讲台上的这位，正是谢天成与周衡说起的机械部二局机电处科员唐子风，站在讲台边的那位，则是唐子风的大学同宿舍同学王梓杰，他现在的身份是人民大学国管系的专职学生辅导员。
唐子风和王梓杰都毕业于人民大学，是台下这帮学生的正宗大师兄。
在王梓杰的印象中，唐子风在上学的时候只能算是不木讷而已，谈不上是什么活跃人物。没曾想，毕业之后，唐子风便像是换了一个人，非但变得能说会道，而且显示出了非凡的商业天份。
去年，唐子风找到王梓杰，让他帮忙在学校里找了一群管理学硕士，以千字5元的价格雇他们攒出了一本洋洋200万字的《企业管理知识百科》。
可别觉得这个价格太低了，唐子风提出的要求远比稿酬标准更低。他列出了一张知识清单，让硕士们按图索骥，到图书馆去找资料，大多数内容都是直接复印剪贴，充其量是改个标题、加几句导语之类。这种做法，搁在20年后足够惹出几百起版权官司，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谁会在意这样的事情呢？。
付出一万元的稿酬之后，唐子风又不知上哪联系到了一家出版社，买了个书号，把书给出版出来了，厚厚的一大本，还是精装，用来砸人比板砖还厉害。在时下一本普通教材定价才几元钱的情况下，唐子风给这本书定了248元的高价，直接把王梓杰吓得差点栽个跟头。
“你抽疯啊，就这么点剪贴出来的资料，还定这么高的价钱，谁会买？”王梓杰鼓着眼睛质问唐子风。
他的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。
唐子风在学校里招了十几名农村出身的大学生，交给他们每人两本书，声明只要他们卖出去，每本交180元钱回来就行，余下的都是学生们的销售提成。
学生们将信将疑地出门兜售去了，仅仅两天时间，所有的学生都把手上的两本书卖出去了，他们的销售对象清一色都是在京的大国企。
对于高校里的老师和学生来说，唐子风编的这本书可以说是毫无价值，因为书里的那些理论、概念，都是教科书里讲过千百遍的，更何况硕士们抄书的时候难免还有些讹误，诸如“常凯申”之类的笑话随处可见。但对于各单位的领导秘书来说，这样一本书简直就是他们的宝典，足以救他们于水火之中。
改革以来，尤其是国家提出市场经济模式以来，各级领导都在大谈更新观念，领导讲话或者交工作汇报的时候，里面没有几个新名词，不加上几句“熊彼特指出”或者“琼-罗宾逊认为”之类的话，你好意思说自己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吗？
可是，在没有度娘的年代里，这种新名词、新概念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吗？秘书也是人，不是人形自走图书馆，领导在别的什么地方听到一个新词，回来问你是什么意思，你如何回答呢？
就在这个时候，唐子风派出的推销员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厚厚的一本管理百科，把领导听说以及没有听说过的概念全盘收入，再也不用担心不认识凯恩斯是谁了，我还知道萨缪尔森、哈耶克、约翰-穆勒、波多野……呃，不对，是波士顿矩阵。波士顿耶！矩阵耶！今天就可以写到领导的讲话稿里去，肯定把其他单位的领导都给震了！
至于说一本书248元，很贵吗？
能开发票的东西，有谁会嫌贵呢？
更何况，今天上门来卖书的大学生颇懂一些规矩，开了248元的发票，只收了220元钱就走了，这种书，再来五本十本又有何妨呢？
卖书的学生们每人都拿到了100元以上的销售提成。在机关干部的月薪不到200元的今天，两天时间就赚到100元，对于这些农村出身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呢？
还有啥说的，唐师兄，王老师，还有多少书，我们包销了！
首印的4000册书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了。参与卖书的学生们每人都赚到了好几千元，把从家里穿出来的旧中山装换成了全新的立领夹克衫，进食堂也不再往大窗口挤了，而是成了小炒窗口的常客。
至于唐子风和王梓杰，收回了足足70万元的书款，扣去出版印刷费用和找人代开发票支付的营业税，每人名下都分到了十多万，立马就成了全班的首富，括号，是并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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